当时，编辑记者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极易受这样的新生事物感染。每次集会，发言者总是争先恐后。内容有表扬，也有批评；既摆事实，更讲道理；有话即长，无话则短；可以单挑，还可以插话。用“议论风生”来形容集会的氛围，是最确切不过了。后来，为了提高发言质量，由总编办安排，每次集会指定一人作中心发言，几乎所有的报人都上阵亮过相。这样的集会，对于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新闻人来说，不啻是虚实结合学习新闻业务的一个好课堂。 

  飞行集会，其实就是一种口头评报。会可以不开，报总不能不评吧，于是，编委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了笔头评报。在国货路编辑部大楼门厅里，墙上有个评报栏，每天贴出两份报纸，同仁们对报纸有什么意见（包括表扬、批评、建议），随时可以在这里秉笔直书。请看1959年第24期《杭报通讯》是这样来描述当时的评报盛况的：“每天早晨，报社各组同志都要抽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坐下来细心读报，讨论一番，认真推敲自己的报纸，研究怎么样提高报纸质量的问题。有时谈笑风生，有时争论激烈，最后取得结论，写出评报意见。你看吧：评报栏里有总编辑的每日评报，有各组评报会的公报。也有个人的意见。长篇短论，红蓝字迹交辉，真是琳琅满目。”报社同仁走过评报栏前，都会驻足观看，有时三三两两作番议论。读者作者来到报社，也会饶有兴趣地投之一瞥，甚至提笔上阵，客串一番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评报栏实乃杭报一大景观也！ 

  领导带头，是评报制度得以持之以恒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报社首任总编辑是由市委宣传部部长胡景瑊兼任的，这位德高望重的胡部长就是个评报的热心人。他看到全运会篮球预赛的两则新闻写得缺乏特色，就写了一篇题为《新闻不要写得千篇一律》的评报。他指出：“球赛共有几十场，首先就要注意避免千篇一律。其实不仅是球赛，其他新闻亦然。千篇一律，老一套的东西，都不能引人爱读，不能收到宣传的效果。”针对“都是球赛，怎么能不千篇一律、老一套？”的疑问，他写道：“别忙，古人曾经给我们做了范例。《水浒传》里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就不同。同样的虎有不同的特点，要既抓住共性，又抓住特性。今人魏巍写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，同样的志愿军，却各有特色。”老实说，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这篇评报也不失为一个典范。 

 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，杭报人在党的“解放思想”的号召鼓舞下，评报活动开展得更加热火朝天了。报社采取的许多新举措，都是通过评报栏事先征求意见的。例如总编辑莫念祖提出要在一版开辟一个言论专栏，我奉命在评报栏发出征名信，许多同志都为栏目取了名，最后莫总选中了汪鹏孝同志取的《吴山晨话》，这个栏目名一直沿用了十多年。 

  对比本地其他报纸，避免新闻漏登，是评报的一个常规项目。有段时间，杭州接二连三漏登了发生在杭州的重要新闻，我马上写了一则《避新闻漏登 创“信息总汇”》的千字评报。文中讲到：“记得五六十年代，漏登发生在本市的重大新闻是被当做一个严肃问题来对待的。记者上班后的一件例行公事，就是找来浙江日报，看一看自己分管的系统，有没有漏发消息。一旦自己分管的方面漏发了重要消息，记者是会面红耳赤、坐立不安的。要是有人在评报栏里提出了批评，有关报道组还得做出说明，甚至检讨自己的失职。”我在这一评报中特地就漏登许钦文老人逝世的消息做了议论：“他担任的虽是省级机关的领导职务，但他长期生活在杭州，又在教育、文化部门任职多年，可以说桃李遍杭州，我们不作报道就不好了。”当时，总编办把一些有份量的评报刊登在内部刊物《业务交流》上，我这篇评报有幸刊登在1985年第二期《业务交流》上，足见报社领导也是认定我言之成理的。现在时间虽然过了几十年，难道对今天办报就没有一点借鉴作用吗？ 

  我十分欣赏有家报社总编的一句名言：“我们人人应该有总编意识。”我觉得，这同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是一个理。站在总编的位置，你就会胸怀全局，高瞻远瞩，考虑问题绝不会局限于某一个方面，拘泥于某一个问题。评报，就是锤炼这种总编意识的一个良好途径吧！ 

作者：徐汉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