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日三班倒 

  我是1958年1月进入杭州日报社当记者的。当时当记者，一般都是早晨8点钟就到报社了。在传达室拿到当天的报纸，翻阅一下，然后打电话联系采访对象或通讯员，约定以后，9点光景，就骑上自行车或挤上公交车，“飞”出去了。一般要到下午三四点钟，才“飞”回来。先向组长汇报当天的收获，发稿的打算。然后，组长去参加编委主持的“谈版会”。待组长谈版回来，下达任务，记者就抓紧时间，埋头写稿。 

  稿子写好后，要经过组长、编委逐级修改、审批，重要的还是要送市委负责同志审稿。这中间，记者要跑来跑去，耐心等待，有时还要修改、重写，到稿子送到夜编组，往往已是晚上九、十点钟了，甚至深夜。这时，记者才能松一口气，跑到食堂里去吃“半夜餐”。那时的“半夜餐”往往是一碗青菜沃面，但大家感到非常好吃。对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“一日三班倒”，大家都不叫苦，不叫累，习以为常了。当第二天一早，在传达室拿到刚印好的报纸上有自己的“大作”，顿时，又精神振奋，劲头十足地投入了新的战斗。因为“明天见报最重要”是记者的誓言和行动。 

  发稿小红旗 

  那时光，杭州日报的版面虽少，只有四个版，但没有广告，没有网上消息来源，也很少有大幅照片，除第四版是新华社电讯稿外，一、二、三版，均要记者、编辑发稿。当时，编辑部不超过五十人，有发稿任务的记者、编辑仅二三十人。所以，大家的任务都压得很重。 

  领导为了加强管理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，将任务分配到组，落实到人。我当时还比较年轻，每月指标为两万字。这就是说，平均每天要发600-700字，才能完成月指标。所以，要争取天天发稿。 

  那时在每月见报的指标中，包括编发或与通讯员合作写的稿件，而且要求自写稿比重不能太少。目的是为了坚持“开门办报，群众办报”和“培养通讯员”。所以，那时的记者真的将通讯员看成是“上帝”：热情接待，经常联系，耐心等稿，有的稿子甚至帮通讯员重新写过，仍具上他们的大名。直到如今，有些老通讯员见到我还十分感激地说，他的文字功底，就是在那时打下的。是的，杭报的确是一所大学校，她不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，也培养了一大批通讯员。 

  由于与广大通讯员协作，多数记者都能月月超额完成任务。不过超额后不计工分，不发奖金，也没有稿费。最大的安慰就是在发稿统计表上插一面小红旗，让你乐一乐！ 

  带着铺盖去采访 

  那时当记者除了要完成分管系统的采访人物外，还要经常参加由编委直接指挥的“小分队”，到农村、下工厂、奔灾区……而且是说走就走，没有二话。 

  1960年，新安江大坝刚刚建成发电。俞永嘉（左二）与当时工交组长马梅初（左三）等杭报老同志一起在大坝前合影）

  记得上世纪60年代，领导派我同诸葛俊同志（已故）一道，到“杭一棉”蹲点采访，要求在一星期内拿出一份3000字左右关于这个厂加强企业管理的调查报告。 

  从国货路的老报社到拱宸桥的“杭一棉”，当时只有一路电车可乘，往返一次至少要两个小时。为了节省时间，贴近群众，深入采访，我们竟将铺盖带到厂里，在大礼堂旁边搭棚睡觉，在大食堂里排队买饭，与工人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先后约谈了二十余人次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，写出了一篇“杭一棉”干部参加劳动、工人参加管理，干部、工人、技术人员“三结合”加强企业管理的调查报告。 

  这份调查报告见报以后，很快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。市纺织工业局在“杭一棉”召开现场会议，在全系统推广“杭一棉”的管理理念。当记者看到报纸的作用和力量，你说你心头会不乐吗？ 

  所以，我体会到：记者的最大快乐就是自己的“大作”见报了，而且效果很好。 

作者：俞永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