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 1955年11月1日，《杭州日报》创刊。2020年11月1日，《杭州日报》迎来65岁的生日。回忆往昔岁月，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回味，有太多的时刻应该铭记。六十五度春秋，正是一年又一年的汗水汇聚，一代又一代的报人接力，杭报从一张报纸茁壮成长为一个报业集团，昨天的新闻穿透时空，依然蕴含惊心动魄的力量。让我们一起聆听老报人的故事，更好地凝思当下，展望未来。 

 初创时期的夜编生活

  杭州日报创刊初期，夜编组、校对组、电台和印刷厂都设在谢麻子巷一处民宅里。这处民宅古老破旧，历史悠久，至于是不是与谢麻子其人有关，算不算有价值的历史建筑，不得而知。如今，这处建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但是它曾经为杭报的初创效过力，作过贡献，至今仍留在一批老报人的记忆里。

  1958年，报社在国货路建起了新的厂房。这栋二层楼的厂房就在编辑部的马路对面，楼上是排字房，紧挨着是夜编组、校对组和电台，楼下是新构置的轮转机房。从平板机到轮转机，这时的杭报已经鸟枪换炮，上了一个台阶了。 

从谢麻子巷到国货路，我曾在夜编组度过了上千个日日夜夜，经历过许多难忘的事情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  责任重于泰山

  报纸的夜编是最后一道关口，它要统筹兼顾，总揽其成，责任重于泰山。每一个版面，每一个标题、文字、图片乃至标点符号，都要仔细认真地审核，来不得半点马虎和疏漏，可谓天天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。

  1957年4月的一个晚上，在谢麻子巷，我亲身经历过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。当时，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，正在杭州访问，每天都有伏老在杭活动的报道。那天，我在忙完白天的事后，晚上又赶到谢麻子巷值夜班，处理当天的稿件，安排当天的版面，一直忙到后半夜才抽空在桌子边上打一个盹。忽然，迷迷糊糊中听到一阵电话铃声，我抓起话筒，传来了对方的声音：“你是杭州日报吗？我是周总理的秘书，有事找你们的负责人。”我的神经一下兴奋起来，连忙回答说：“报社的主要负责人不在，这里我负责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好了。”总理秘书接着说：“你们今天刊登的有关伏老的长篇通讯，总理已经看了，他说文章写得不错，很生动，不过其中有几处与事实有些出入，总理让我转告你们。”我急忙把当天报纸找来，按照总理秘书指出的地方，一一加以对照。对照毕，我向总理秘书表示衷心感谢，并说：“这是我们工作的疏忽，我们要检讨，一定改正。”总理秘书听完我的话，又说：“总理的意思并不是要你们检讨，只是提醒一下，今后注意就是了。”  

 放下电话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，我被周总理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。身为一国总理，公务繁忙，竟对地方报纸上的一篇通讯看得如此认真和仔细，还郑重其事让秘书提醒我们注意，这对我是一次极大的教育和鞭策。在以后几十年的文字生涯中，我每次写稿、编稿、审稿时，耳边似乎总会响起总理的谆谆教导，越发觉得笔下每一个字的分量，和自己身上重于泰山的责任。  

  夜班生活的衣食住行 
  回忆当年的夜班生活，与今天报社的情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。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，我们这些夜班人员的“衣、食、住、行”真可谓五味杂陈，十分另类。 
  先说说“衣”。夜班人员的衣着是最不讲究，最不修边幅的，每天晚上一坐到办公桌前，完全不讲衣冠楚楚，只求方便舒适。盛夏季节酷暑难当，一个个都赤膊上阵（当年一般不安排女同志做长夜班），最热的时候，干脆把桌子搬到露天里，临时拉一根电线，挑灯夜战，直干到曙色初露。到了严冬腊月，为抵御半夜的寒意，每个人都备有厚厚的棉衣，或披一件棉大袍。那时用毛笔改稿，有时笔尖上冻得结出了冰花，要呼一口热气才能书写。所以办公室里升起一个木炭火盆，勉强使气温维持在零度以上。夜半人静时，编稿告一段落，大家就坐到火盆周围，谈天说地，摆摆龙门阵，高兴时哈哈大笑，倒也自得其乐。 
  夜班的“食”说的是半夜餐。半夜餐是免费供应的，而且不收粮票，所以颇受青睐，成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。半夜餐由食堂的阿花姐掌勺，虽然每人只有三毛钱，但她动足脑筋，总要尽量使大家吃得满意。在谢麻子巷时，由于离奎元馆较近，常常一个电话请他们送面上门，通常是片儿川，如果自己加点钱，还可以吃上一碗虾爆鳝。 
  对夜班人员来说，“住”（白天睡觉）是一大难题。那时家家户户的住房都十分拥挤，老少挤在一起，大白天根本没法睡觉。冬天还好凑合，夏天的日子就十分难过了。报社条件差，没有专门的夜班宿舍，大家只好拿了草席自找门路，见哪里凉爽、安静就在那里席地而卧。编辑部的大小会议室，由于装有大风扇，只要不开会，风扇一开就成了我们睡觉的“胜地”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和徐汉波合住一间破旧的小平房，平房的一边是编辑部大楼，另一边的窗外就是马路，虽然车声隆隆，但这已是当时最好的卧室了。 
  最后说说夜班的“行”。编辑部记者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，但夜班人员是不配的，所以每晚上下班都靠步行。夜深人静时行走在杭州的古巷里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夜班唯一的一辆自行车，是归交通员刘加耀专用的，他的主要任务是送稿。当时编辑部在长生路，夜班在谢麻子巷，两地相隔甚远，刘师傅就这样来回奔波，十分辛苦。有时还要到市委或有关部门送审稿件，常常一等就个把小时。刘师傅还有一个任务是叫人，遇到稿子上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就由他把有关记者叫来核对或修改。有一个冬天的晚上，轮机房快开印了，而轮机师傅叶兴法还没有到场，只好请刘加耀去叫人。他赶到叶兴法的住处，连叫带敲都没有得到回应，知道事情不妙，便用力一脚踢开房门，发现床上新婚不久的叶氏夫妇已昏迷不醒，原来一氧化碳中毒了，赶快送到医院抢救。幸亏发现及时，才挽回了一对年轻的生命。 
  以上片断记忆，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。如今我已是耄耋老人，但回顾年轻时的种种经历，仍不免感慨万千。 

 
  附作词一首：沁园春 
  故国清明，大地春回，万物璀光。看钱江南北，屏列琼宇；运河两岸，纷现霓裳。灯亮皇城，映堤苏白，形胜东南换盛装。逢庚子，正雷行砥砺，决战小康。     

  七十余载沧桑，忆往事沉沉难自忘。叹六部桥头，腥风血雨；艮山门外，厉鬼嚎狼。夜色苍茫，悲歌未彻，铁骨铮铮好儿郎。猛回首，惟一腔热血，荐我炎黄！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  （2020年春作）   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作者：孙 霆